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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圣明:东欧剧变的火苗是如何引燃苏联大厦的

更新:2016-12-25 23:05:56

 今年是苏联解体25周年。1991年12月25日,随着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法律与现实意义上的苏联停止存在,拥有长达69年历史的苏联至此宣告解体。但在四个多月之前,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华约)就已经先后解散。这两个组织分别代表以苏联为中心的经济和军事体系,它们的解散宣布苏联在东欧苦心经营了40多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体系全面崩溃。

而早在这一全面崩溃发生之前,曾经作为苏联盟友而存在的一系列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便已经在剧变中零落殆尽。这是导致苏联集团乃至苏联本身崩溃的重要诱因之一。

众所周知,冷战时代的苏联以对其东欧盟友的严格控制而闻名,在苏东之间经济、军事、政治层面的联系交流机制已经建立,苏联又以“国际共运中心”自居的情况下,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为何集体产生政治动荡并倒向西方,这一“剧变”为何能够在短短一年内席卷几乎全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自身对于东欧剧变有多少责任?这样的“剧变”对于苏联的最终解体又有何影响?

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出于大国沙文主义对东欧各国经济政治过于严格的控制。

在冷战伊始,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刚刚建立之时,斯大林便要求各国采取与苏联相同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甚至要求各国与苏联同步进行政治运动。客观地说,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东欧国家来说,确实起到了恢复生产的作用。但是在推行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顾本国国情生搬硬套的现象。比如按苏联要求推行轻视农业、注重重工业的政策,造成农民不满。

更严重的是,甚至为了与苏共在政治运动上保持一致而制造了大量错误案件。在斯大林由于苏南交恶而发动的清洗南斯拉夫同情者的运动中,东欧各国也在斯大林的要求下进行了“肃清铁托分子”的运动。在此期间先后出现了匈牙利的“拉伊克案”,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这种指令式干涉东欧各国兄弟党党务的情况,加上经济政策中部分不顾国情的政策,对东欧各国执政党的声望、干部队伍的热情和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损害。

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党中央继续支持在匈牙利民心尽失的拉科西,并粗暴地干涉波兰党内的领导人任命,是造成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兹南事件的重要原因。

 

 

1945-1956年任匈牙利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拉科西·马加什,他在任内大搞个人崇拜,粗暴地限制个体农业,导致农业生产下降,并炮制了所谓“拉伊克间谍案”,直接造成了“匈牙利事件”的爆发。这样一个问题人物却由于苏联的信任得以长期把持最高职位,不能不说是苏联错误干涉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则进一步鼓吹“有限主权论”,声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最高利益面前”都是有限的,换言之,苏联有权以破坏其东欧盟国主权的方式维护苏联的利益。勃氏1968年以武力打断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行为,更使苏联在东欧各国心目中的形象进一步恶化。在1980-1981年波兰发生政治动荡期间,波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曾经表示他最害怕的就是“被蒙上眼睛带到莫斯科”。这一系列的武力入侵行为和对各国内政持续不断的干涉,使东欧各国执政党内人人自危,也使得东欧各国人民对苏联产生了相当的敌意和不信任感。

在经济问题上,斯大林时代苏联在波兰等国以随意规定的价格低价购买煤炭等物资,令东欧国家承受了相当的经济损失。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则多次对出口东欧各国的原料进行涨价,造成经互会内部经常爆发争论。80年代,苏联多次催缴罗马尼亚的石油欠款,当时外汇极为紧张的罗马尼亚只能以肉类等农产品抵债,因此造成的国内农产品短缺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成为罗马尼亚剧变的导火索之一。

可以说,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将本应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变成了充满干涉和单方面“优惠”的、只对苏联有利的上下级关系,并使其在东欧各国人民和党的面前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这种充满敌意的尴尬处境使得人民对苏联和各国党的信任进一步丧失,也为西方的宣传渗透提供了便利。

然而,苏联的种种不平等行为和约束条件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后果,乃是通过指令、干涉和人为的限制,直接窒息了东欧各国的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能力和独立妥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苏联的重重限制之下,各国领导层思想僵化严重,基本丧失了理论与实践创新能力。各国执政党和人民的联系也因为这些限制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

在波兰,始终无法摆脱苏联教条造成的经济问题,这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进一步引发了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模仿勃列日涅夫的好大喜功,大搞个人崇拜,并给自己颁发“总统权杖”。在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果突出,但却碍于苏联的限制,始终没能做出值得一提的制度创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则直接为苏联坦克所扼杀。以上种种思想限制使东欧变成了一个毫无活力的政治集团,为日后埋下了相当大的隐患。

 

 

1974年3月31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议长沃伊捷克将代表总统权力的“总统权杖”授予齐奥塞斯库,宣布其就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这一职位是在齐氏的授意下于同年新设立的。

东欧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操之过急的改革和其方向偏差。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要建设“欧洲大厦”的外交思想,即将全欧洲的利益放在首位,促进结束“欧洲相互隔离的状态”,并在其“新思维”和“民主化”思想指导下放松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应当说,就苏东关系而言,这一举措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其过于激进的推行方式则直接造成了东欧各国的政治动荡与亲苏政权的倒台。

当时西方在经济上具有全面优势,戈尔巴乔夫的“欧洲大厦”几乎必然地让东欧各国向西方靠拢。而对于因冷战格局的存在、依靠苏联才得以作为政治实体存在的民主德国来说,“欧洲大厦”的构想直接将其推向了灭亡。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民众翻越刚刚开放的柏林墙。柏林墙的开放吹响了德国统一的号角。有意思的是,柏林墙的开放实际上是民主德国领导人沙博夫斯基误解上级命令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个缺乏深思熟虑的意外。当时东欧国家思想与社会混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各个东欧国家,人民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各种思潮纷纷涌现。而东欧各国的党却由于苏联的长期“看护”与窒息,没有能力迅速适应形势,引导思想。又因为苏联本国的思想混乱,东欧国家缺少外来的理论支援,只能选择随波逐流或暴力弹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最终造成了波兰等国亲西方政府的建立和罗马尼亚等国流血冲突的悲剧。

虽然这种政治动荡是长期以来东欧各国对苏联不满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戈尔巴乔夫所鼓吹的、忽视根本的方向性问题而片面强调“自由选择道路”的“新思维”,过于快速与集中地释放了这种不满,并使苏联在东欧各国局势失控的情况下作壁上观,实际上对东欧剧变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在东欧剧变发生之后,苏联赖以生存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与集体安全体系土崩瓦解,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的实力。在军事安全方面,东德、波兰、捷克等国军队所拥有的大量技术装备一夜之间落入西方阵营之手,军事实力大大削弱的苏联本土直接处于北约地面力量威胁之下。一半以上外贸依赖经互会国家的苏联经济也在1990年出现了2%的负增长。

受东欧各国的西方化影响,苏联国内的反对声音也日益高涨。东欧的动荡与剧变将苏联赖以为生的外部条件极其快速地全部剥离,无论怎样来看,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回头来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并不是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的必然命运。但苏联的一系列所作所为,无论是缺乏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家长制作风对东欧国家各种利益的损害,还是苏共的武力与政治“规训”在东欧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都使得东欧各国、包括苏联的当权者在面对变局时不仅难以凝聚共识,互相信任,更难以做出妥协性与原则性并存的决断,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严重。

1985年,曾任苏联外长的葛罗米柯曾在其回忆录中豪情万丈地写道:“我相信,岁月流逝,2000年必将到来,苏联人将在那时回顾15年前的岁月……他们会有根据地宣称……党的领导人坚决实现了这条列宁主义的路线,他们做得完全正确。”然而,几年后发生的一切和这些苏维埃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当政治动荡的火苗起于青萍之末并迅速引燃整个苏东阵营的大厦时,当彻底成为孤家寡人的苏联于25年前的雪夜轰然倒塌时,也许大多数苏联人都不会,或者不愿意意识到,东欧剧变乃至苏联解体的祸根,其实是由几代苏联领导人自己亲手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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