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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印度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竞争力大大衰落了

高等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知识经济的命脉。 正如研究国家创新的知名学者Bengt-Åke Lundvall所言,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是“知识”,最重要的创新流程是“学习”。当西湖大学的探索牵动着国人的神经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世界一流大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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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印度文明里,教育曾有着辉煌的历史。如大家所熟悉的兴盛于公元7世纪到13世纪的那烂陀。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机构,远早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的设立。因为玄奘的留学取经,那烂陀的名字也早已被中国人所熟悉。甚至在公元前,现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Takshashila已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教育机构。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大学,但已经有来自希腊、伊拉克、埃及、中国的学生到这里学习交流。“Taksha”一词就包含着古印度的教育理念:尊师重道、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等。

但是,在高等教育对知识经济支撑愈发关键的今天,印度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竞争力却大大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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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知识型发展模式》中,强调知识型发展模式的四大战略:适当的经济、结构性框架,强有力的人力资本基础,多元的信息化设施和有效的国家创新制度。该报告还指出,要实现这四大支柱战略,教育是核心,发展研究型的高等教育又是教育发挥作用的关键。

从2005年QS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开始,印度尚未有一所大学进入前100,在最新一次2018年排名中,只有三所大学:印度理工—德里 (India Institute of Delhi)、印度理工—孟买(IIT Bombay)、印度科学院—班加罗尔(Indian Institute Science Bangalore),进入前200名,排名还非常靠后。在时代周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世界一流大学2016-2017年的最新排名中,印度没有一所大学排在前200。在金砖国家中,以最近两三年的表现看,印度大学在两个榜单中前200排名略有上升势头。但是,印度人习惯跟中国作对比。如果只从排名上对比看,印度人的确该对自己的高等教育着急。在2018的QS和THE排名中,中国均有七所大学进入前200,而在QS排名中,中国已连续几年有三所大学进入了前50,而印度进入前200的大学则徘徊在150名-200名之间。

高等教育的衰弱,大大影响了印度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在2018年发布的国际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排名,中国排第22,而印度排第60,中国是进入前25的唯一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在知识和技术(knowledge and technology)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排第4,也是与中国高等教育正相关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这几年也在对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进行排名,2016年,因为经济改革等因素的刺激,印度的国际竞争力指数从去年的55名上升到第39名,2017年又下降一位。这也说明,进一步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显然需要高等教育的支撑。正如印度总统慕可吉所言,没有一个缺乏知识原动力的国家可以变成一个可持续性的大国。时代周刊负责世界大学排名的Phil Baty也指出,印度有着丰富的智力资源,也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印度不仅值得拥有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迫切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的质量也影响着其吸引国际留学生的能力。根据英国时代周刊世界一流大学排名机构的研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吸引国际留学生的国家,仅排在美国和英国之后,预计很快赶超英国。2017年,中国大学国际留学生来源国排在前五位的是韩国、泰国、巴基斯坦、美国和印度。印度的生源则主要来源于尼泊尔、阿富汗、不丹和苏丹。印度现有国际留学生的数量差不多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在吸引来源国方面也主要限于南亚和部分非洲国家,反而中国在去年超过了英国,成印度学生的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

今日印度高等教育,既缺少了昨日那烂陀的荣光,也难以支撑聚集国际人才助力印度快速国际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如果跟印度人聊天,你会发现,很多精英虽然对这个国家有很多抱怨,但对这个国家如何改革并不特别关心,尤其是如何让自己承担起改革的责任,更是谈之甚少。印度不缺乏有梦想、有能力的精英,甚至以盛产国际大企业“CEO”而著称,但将自己的梦想与印度国家发展结合的精英却不多。印度是世界上往外移民最多的国家,很多精英的愿望是,赶紧离开这个国家。跟我九零后的学生闲聊,问他未来的打算,他说,他要尽快离开印度,到其他国家生活,因为这里什么都不好。离开这个国家之后的印度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好像也不高。曾经跟一个五岁移民美国的印度裔同事聊天,她的问答更是刷新了我的认识。她外表很印度,但却只字不提与印度的联系,而是一再强调,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是美国。也不知是印度多元化的文化降低了国家认同感,还是这仅是少数个例。但是,如果印度精英们不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与这个国家的良性改变相结合,印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注定是个难题。

库玛(C. Raj Kumar)校长也是众多印度精英中的一枚。他在印度最有名的大学之一马德拉斯大学(University of Madras)的洛约拉学院(Loyola College)和德里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Delhi)分别拿到了商学和法学学位。在罗德奖的支持下,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拿到了民法学学位(Bachelor of Civil Law),又作为London H. Gammon Fellow在哈佛法学院读了LLM学位,还在香港大学拿到了博士(S.J.D)学位。这些名校学位足以让他驰骋在世界的舞台,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毕业后,跟很多印度人一样,他和自己在德里大学相识并都在牛津和哈佛攻读有学位的妻子,没有立即回印度,而是尝试在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工作;同时多次访问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因为对反腐研究的好奇和对学术职业的追求,他决定留在香港,并得到了香港城市大学的教席。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对人权和治理有深度研究兴趣的法律人,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工作。有一次出差到日内瓦,和妻子携手在日内瓦湖边散步,还感叹说,如果能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找到一份工作并在这个城市生活,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但与很多印度精英不一样的是,库玛校长是将自己的梦想照射到这个国家未来发展上的人。甘地的这句话,“要想改变世界,就先改变自己”,始终挂在他办公室墙壁最显眼位置。他要改革印度日趋失去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实验印度的哈佛、牛津,创造印度新那烂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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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

梦开始的地方,是他在牛津首次感受到不同于印度的教育体验。在那里,即使大课堂上也有很多小范围请教老师的机会。在小课堂上更是鼓励讨论。来自不同文化政治背景的各国年轻人被激励着去独立思考,去分享观点;在那里,有丰富的馆藏,有舒服的学习环境……尽管他在印度上的都是名校,但是,这些他都没有体验过。他在心里呐喊,这才应该是教育的样子啊!每次他在跟来访的金德尔大学的客人介绍这段经历时,总眼眶湿润。可见当年牛津、哈佛教育与印度教育的对比给了他何等巨大的心灵冲击!

可是又能有多少印度学子有机会来体验牛津、哈佛的教育呢?曾有着那烂陀荣光的印度本土,难道不能提供这样的教育吗?此后,这个问题始终盘旋在他的脑海。

带着它,他来到了现代高等教育最强的美国,并在哈佛法学院读取了LLM学位。哈佛强调学术严谨性和教育对社会的奉献的教育理念,对他很有有启发。哈佛毕业后,他考取了纽约律师资格,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得到了一个在纽约大学做fellow的机会。利用这个fellow机会,他与美国耶鲁大学Peter Schuck教授深入探讨在印度建立一流大学的可能性。他也与纽约大学的很多教授进行了交流,如Norman Dorsen教授、Phillip Alston教授和Frank Uppam教授等。其中,他印象深刻的是,Norman Dorsen教授告诉他,30年前的纽约大学,在美国连二流大学也算不上,但是,今天已经成为一流大学的佼佼者。这激励着他思考创建印度版牛津和哈佛大学的可行性。在日本和香港工作期间,他有机会深度了解东亚国家,如韩国和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发展。他还曾被华东政法大学邀请去授课一个月,利用这个机会,他很好考察和思考了中国大学的发展战略。

这些个人发展经历,为他的梦想实践提供了可行性评估和支撑。到2007年的时候,印度哈佛实验,已经从想法变成了强烈的实践愿望。

印度哈佛的建立,显然需要钱。但此时的他,拥有的只是激情和梦想。他的挑战,不在于只需要钱,而在于办一所理想中的高等教育机构。这意味着,他要对捐赠者附设条件。他在心中给捐赠者开出的三个条件:1、一亿美元的捐赠;2.、 建非营利性大学;3、学术自由和自主管理。

这三个条件,不会让他从政府拿到钱,纳税人的钱不可能拿给一个年轻人去做实验。在经济刚起步的印度,能拿出这么大笔数额资金的,在商界也屈指可数。后两个条件还意味着,捐赠者只需捐钱,其他的大学事务不能介入。想要找到这样的捐赠者,简直就像中彩票的几率差不多。但是,对库玛校长而言,这三个条件是他梦想实践不可妥协的部分,否则,他宁肯继续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

库玛来自南印度,父亲Dr. Chochalingam是一个刑法学教授,也做过大学的校长;母亲Vijayalakshmi是一名医生,也曾经做过泰米尔纳德邦的医疗事务负责人。其家庭背景,与其宏大的理想相比,能提供的主要是道德支持和鼓励。但是,库玛校长领导力的过人之处是他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游说能力。

虽然发现符合条件捐赠者的几率,如中彩票一样低,但是,他还是时刻准备着,以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他将自己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想法写成了论文,以便让更多人看到这种想法。他认真研究了哈佛、耶鲁、斯坦佛、纽约大学、康奈尔等美国知名大学的捐赠来历和发展历史,也很认真研究日本、中国大陆、香港等地的高等教育发展和捐赠。他争取到了李嘉诚基金会在汕头大学召集的一次高规格的关于慈善捐赠与教育的研讨会。他自己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应对哪个可能出现的亿万富翁。

与此同时,他通过写信和见面等方式,积极联系那些可能帮助他实现梦想的人,从罗德奖印度评委会的成员们到印度总统,向他们激情澎湃的介绍,他印度哈佛实验的可行性和重要价值。有的给他回复,有的没回复。罗德奖评委苏达山教授,后来被库玛校长挖过来做了政府与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开玩笑说,罗德奖获得者在得到奖学金后还不厌其烦与评委讨论自己想法的不多,他只遇到了库玛校长这一个。2006年8月,在库玛校长筹备的由UNDP支持的关于司法公正的一个会上,他见到了印度当时的司法部长H R Bhardwaj。他请求部长给他20分钟介绍自己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结果见面时间扩展到了两个小时。司法部长说,可能有个年轻富翁会对他的设想感兴趣。

那个司法部长所说的亿万富翁,就是那文∙金德尔(Naveen Jindal)。当时,不到40的他,刚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大的产业,即金德尔钢铁集团(国内有些翻译成金达尔钢铁集团)。碍于司法部长的面子,那文答应与库玛见面。库玛紧急从香港飞到德里。但是,那次见面主要是礼节性的,收获甚微。那文虽然对库玛教授很客气,但是,库玛所关心的大学实验根本不在他的议题里,更不具有优先性。总之,他不打算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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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玛又飞回了香港。他继续给那位司法部长写信,说明了不太顺利的进展。司法部长安慰他不要着急,同时告诉库玛,自己跟这位年轻亿万富翁的父亲是好朋友,他也再帮着说说。几个月后,那文答应再见一次面,库玛也尽全力来抓住这次机会。这次见面和此后的几次见面后,那文答应考虑。此后,他们又见了很多次面。

2007年11月,那文终于决定捐资一亿美元来创建一个以其父名字(O.P. Jindal)命名的大学,这也就是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名字的由来。那文给库玛正式回复说,“我们做吧,非营利,你有学术自由。”而且他还说,“18个月后,希望校园已经建成,有老师、有学生,开始第一届开班。”他要求库玛立即赶回印度牵头筹备。

特别戏剧性的是,他申请了一千次的联合国高专办也在此时给他发了一个offer。这让他的选择更加纠结。放弃让人艳羡的香港教职和舒适生活回印度?或放弃那曾让他愿意放弃一切争取来的联合国的工作和日内瓦生活的机会?立刻抛开这些稳定安逸的在手机会,为一个缥缈的梦想开始“折腾”?

很多艰难的选择,成本收益分析是帮不上忙的。这时能帮上忙的,只能是信仰或信念。可惜,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念的,这也是很多人错过了实现梦想机会的重要原因所在。库玛校长已经不止一次跟大家分享甘地下面这段话,或许这就是其信念的来源。

虽也纠结,毕竟离梦想更近了一步。他选择了回印度,并立即投入到校园设计、征地、施工、招聘老师、招收学生、规划学校的战略发展等一系列活动中, 但更紧迫的是,说服哈邦政府通过立法来建立该邦第一所私立大学。

接下来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并不比寻找捐赠者少。推动立法不是一件易事。在具体征地、建设校园、招聘、招生等方方面面,也要跟腐败低效的官僚系统打交道。庆幸的是,行政官僚体系和决策者中不乏有识有志之士。还记得跟校长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说,印度是一个不可能的国家(India is an impossible country),但是所有事情又急需要有人去做有意识的努力,而且事实上也是可以做成的。从笔者自己申请签证延期的经历也能体会,印度政府的官僚系统面临诸多挑战,大多数公共服务的提供是低效甚至严重不畅通。对于个体,大家习惯了通过钱或关系来清除这些小的对自己生活不利的障碍。但像这种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实验的大工程,是很难通过迁就这种潜规则来推进的。

教育,即便是私立教育,也是有精神追求的,不可能像某些只关注赚钱的公司那样,通过腐败去清除这些失灵的障碍。何况库玛本身在研究中坚持认为,腐败是严重违反人权的。所以,他更不可能走这种老路。从另一个方面,库玛的理想不仅仅是建一所大学,还要通过这个实验推动改革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和治理结构,这又要求他跟政府决策者要保持良性互动。

库玛领导力的策略是,他要守住底线,但同时运用激情和思想打动政府部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通过他们扩展自己在决策者那儿的认可度。他利用媒体,去传递他的探索,他的思考和他的政策建议,开辟与社会更广泛群体的交流。他还利用自己的国际资源优势,促进国内国际的互动,如2015年12月成功邀请印度总统和时代周刊负责人在总统府(Rastrapati Bhavan)发布了时代周刊2015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发布会办;利用国际平台,他把金大推向世界,同时向国内决策者策略性施压。

为了学校的建立,他和同事跑了很多趟哈邦政府,从最初不让用机关楼里的洗手间到最终被邀请进去与负责人聊天,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有尊严的与政府互动的路。在哈邦首席部长Bhupinder Singh Hooda先生和邦总督(Governor)也是康奈尔毕业的A.D. Kidwai博士等人支持下,大学设立的依据——哈邦私立大学法案(第二修正案)得以通过,从而使金大成为该邦第一所私立大学。

库玛用自信、思想、口才和资源整合能力,不断拓展着大学的内外生存空间。不论印度人还是外国人,一旦给他机会,库玛会很容易把你说服成为他的支持者。在大学成长过程中,很多有影响力的印度联邦政府部长和议员参到大学演讲或参加大学的会议。以我所在的印中研究中心为例,在接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访团的一个“关于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座谈会上,印度苏雷什•普拉布(当时是铁道部长,现为工商部长)和几个印度上议院议员参加了座谈会;再比如印度财政部长Arjun Jaitley参加了大学2016年的毕业典礼。到2017年底,已经有近十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十几位联邦部级领导参加大学的活动。一些原本可能是象征性的参会者,都被他说服成为学校的鼎力支持者。以印度总统慕可吉为例,在大学成立八年间,已经多次参加大学的活动,有三次亲自来到金大校园,还有几次邀请金大将重要活动放在总统府举办。如2015年12月份,慕可吉总统邀请新兴国家大学发展研讨会在总统府举行,并揭晓了时代周刊世界一流大学2015年的排名,这在很大程度上减低了反对将大学排名引入印度一方政策上的抵制。2017年10月,卸任总统之前,慕可吉总统还邀请库玛校长将其主编的由牛津大学的出版的《印度大学的未来》新书放在总统府发布。这些跟官方的良性互动,也让库玛校长的政策倡导减少了阻力。

他的这种能力在学校内部建设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校园连影子都没有时,他能把牛津大学的印度同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的印度同事吸引过来跟他一起进行冒险实验。在校园还很小很小的时候,他说服了联合国系统的退休高官和其他国家驻印退休大使加入团队,通过他们拓展学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挖掘合作伙伴。然后再利用这些人脉和资源进一步拓展学校的成长环境和政策的改革环境。

随着学校知名度的增加,和国内国际人脉的积累,他运筹帷幄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所大学也逐步有了牛津或哈佛大学的影子。当然除了库玛校长过人领导力,印度私立大学之所以能快速成长,也受益于其本土治理环境。印度私立大学就像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那样,在初创期受制于严重腐败、低效的官僚环境。但是,一旦冲破初创期发展壮大后,私立大学没有政治天花板的限制,就可以凭借效率和创新能力快速赶超公立大学。

从印度哈佛的实验中,寻找破解印度高等教育改革困境的钥匙

2009年9月,10个老师100个学生,金德尔全球全球法学院开始了第一课。 34岁的库玛,作为创始校长,带着梦想和激情,领导着这个像他孩子一样的崭新教育机构快速发展。到2018年4月,金德尔大学已经发展到包括法学院、商学院、国际事务学院、政府与公共政策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银行与金融学院等八大学院,学生发展到3500名,全职的教师280名。有时,库玛校长戏称这为“中国速度”,并说这证明了在印度是可能也是可以做成点事的。

作为印度第一所本土的全球化大学,其国际化教育模式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印度和国际精英的加入。学校在机构建设上非常国际化,全职教师中20%为非印度国籍,来自于20多个国家;印度籍老师也大多在海外知名大学或企业或国际组织工作过。为追求世界一流大学教育标准,45%的老师毕业于世界前50名的大学;也是亚洲不多见的师生比保持在1:15之内的大学,小课堂教学促进了师生交流。在课程设计, 也非常国际化,选修课程设计中,老师有充分自主权,国际老师和留学海外的印度老师把不同国家的视角带到课堂。

金德尔高度重视研究。校园有很强的学术研究氛围,每天不同时段都有各种学术讲座在开展。大学还设立了50多个跨专业的研究中心,在不同领域开展深入研究,笔者所在的印中研究中心是其中的一个。金德尔鼓励各研究中心召开国际会议、学术研讨会和学术讲座,并给予财力支持。金德尔老师研究成果丰硕,成立八年来,已经在peer-review的国际、国内杂志上发表论文2000余篇。这所大学不仅重视研究,还重视国际化研究,在印度高等教育机构中,该校国际会议和国际发表的频次,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作为一所全球化定位的大学,金大已经与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所大学科研院所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其中不乏哈佛、牛津、耶鲁、斯坦福、康奈尔等美国知名高校。合作形式也非常多元,包括师生交流、联合授课、联合学位、合作研讨、合作研究和出版、夏令营、冬令营等。很多合作不仅广泛而且有开拓性,如金大法学院还成为康纳尔签署BALLB+JD联合培养项目的唯一合作伙伴。金大除了送学生去牛津、哈佛等参加夏令营或冬令营项目,其针对其他国家学生的印度文化浸润项目也颇受欢迎并逐步机制化,如为美国斯坦福法学院学生开展的有关印度治理的浸润项目,为澳大利亚四所顶级大学举办的印度营商浸润项目和为中国清华大学举办的印度文化浸润项目,都是广受欢迎的项目。目前已经有20个国家的学生在金大就读,受制于印度总体吸引国际留学生的弱势,目前走进来的国际学生方面尚主要来源于南亚和非洲,但也陆续有来自美国、中国、中东等国家的学生就读。

金大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作为金大唯一一位中国大陆籍老师,我本人也从与中国合作这个视角,深度见证和参与了金大教育探索的创新性。金大与中国的合作不拘一格,务实高效。金大已经与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16所科研院所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包括北大、清华、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台湾国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知名高校,师生交流开展的紧密深入。金大的博士项目参考美国的设置,是全额奖学金项目,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补贴,非常有竞争力。在硕士项目方面,金大也会给来自中国合作院校的优秀学生以奖学金。中国来金大就读硕士、博士项目的正陆续增加,来金大进行学期交流的中国学生也正机制化。而金大到中国大陆、港、澳、台进行学期交流的学生也扩展很快。

金大跟中国合作的重视还体现在,成立了印度唯一一个由中国人牵头的开展印中比较研究的智库。金大的印中研究中心目前是印度最活跃的关注中印研究的民间智库,该中心跳出了传统安全、边界、外交的中印交流思维限制,积极推进两国在法治、环保、创新、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学科交流,如与社科院开展“中印社会发展论坛”,与人民大学、新加坡管理学院开展“中印国家创新、经济发展与知识产权论坛”,与华东政法大学开展“中印法律与商业论坛”等常规性论坛。金大在推进中印民间交流方面的努力也得到了中国驻印大使馆的肯定和重视,罗照辉大使几次约见库玛校长,讨论如何加强金大在推动中印教育与智库交流中的作用。

金大非常重视教育的公共服务性。这是一个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虽然金大的学费在印度本土属于比较昂贵的学校,但是,与其师资配置和服务的质量与创造的机会相比,金大的学费刚能满足其自身可持续性发展。金大强调奖学金对扩展受教育机会的作用,大约有70%的学生都能从金德尔获得不同额度的奖学金。一些学院还会附加公共服务的额外要求,如法学院要求学生至少完成5周的公益法律服务才可以毕业。金德尔全球法学院也是印度少数学校中认真开展诊所教育和学生法律援助的大学。

如一颗新星,金德尔全球大学正在印度高等教育衰落的废墟上冉冉升起。年仅八岁的金大,以速度和激情,取得了很多高校几十年都难以企及的成就。

六岁时,金大已经被印度国家评估与认证委员会(NAAC)评为最高级别A级,而很多成立几十年的印度高校,尚没有勇气去启动评级程序。

2017年,在9000所参加金砖国家QS大学排名的科研院所中,金大进入前300,也是进入前300大学中最年轻的大学。

2018年3月,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和大学资助委员会发布了可享有扩大自主权的60所科研院所名单,在印度950所大学、40000所学院和11000所独立研究机构中,年轻的金大脱颖而出,成为六十所中的一所,而且是仅有的两所私立大学中的一所。

………………

以实验带动改革

金大,这个印度哈佛实验的初步成功,以及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私立大学的成功发展模式,给了边做边想的库玛校长更多的话语权,他正在成为印度高等教育的意见领袖。深耕于高等教育的探索领域,库玛校长对印度高等教育的运作有着深度的内部视角。他看到了印度公立大学衙门式运作的种种弊端。诺贝尔奖获得者Amartya Sen也多次提到,印度的公立大学运作就像政府的一个部门,过度官僚化,这是印度公立大学发展的关键机构性制约。 库玛校长同时指出,印度私立大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不少于公立大学,主要是大多数私立大学办学者只把大学当作市场,缺乏情怀和使命感。库玛校长还尖锐指出,印度的大学缺乏外部视角,容易不切实际的沾沾自喜。

为了推动印度的高等教育改革机制化,库玛校长在大学内建立了智库——高等教育研究与能力建设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Capacity Building),成为推动印度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力智库,近几年,他呼吁的主要改革方向包括:

第一,呼吁政府实验高等教育特区制度(special education zones),即政府应该通过特殊政策和优势资源扶持50所印度重点大学去冲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这50所重点大学,应该类型多元化,如来自政府设立的大学、私立大学和政府-私立合办的大学等。世界银行1999年有关《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报告》中明确提到,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三个条件:汇聚最有才智的师生;可以支持学习和先进研究的资源;可以推动战略发展、创新和管理灵活性的治理结构。这意味着,印度要探索不一样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和资源配置模式。现有资源支撑不了面向全体教育机构的改革,但至少可以先摸索高等教育特区实验。印度财政部长Arun Jaitley 在2016年2月份的预算发布中提到,印度要扶持20所大学(10所公立、10所私立)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类似于中国的985),对这一改革建议做了积极回应。印度的教育特区实验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印度应该重视大学教学、科研和管理的能力建设和评价标准。他指出,印度缺乏衡量高等教育的标准,这导致一方面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参与者特别容易沾沾自喜;另一方面也导致管理和资源配置没有目标,没有重点。他认为,印度应该重视高等教育本身的研究,应该建立和执行一套考察高等教育质量的基础标准,并以此作为管理和资源投入的参考。他还认为,印度应该推动对高校管理人员的能力建设,因为他们在实际影响着高校管理的实际运转。库玛校长意识到,现有的QS或THE 或上海交大的一流大学排名中,因为几乎没有印度大学进入前200, 印度大学对好或不好没有压力。即便进入QS金砖国家排名的也很少,而印度本土的大学排名机构又很弱、口碑不好,于是他积极促成了QS印度排名的开展,这将极大带动印度大学对排名的关心度,并改善评价标准。

第三,印度应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架构,并加大对大学科研的投入力度。目前,印度高等的教育管理过度官僚化,决策过程层层审批,低效缓慢,缺乏机构建设愿景。管理多头,如在联邦一级就有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简称 UGC)、联邦政府人力资源发展部(Union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和各种独立于政府的专业性管理机构等,这还不算在邦一级的管理,导致政出多头,且存在模糊性、冲突性和不确定性。另外,印度大学普遍缺乏研究积极性,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给大学投入的资金非常有限。这种多头管理也投射到给大学的资助拨款资助上,程序复杂,导致不必要的拖延和研究重点的分散。库玛校长建议,印度应加大对高等教育本身的研究,要开展实证研究跟踪高等教育政策的有效性,并加大对高校研究的投入力度,还要集中优势资源于特区学校。印度的特区教育实验被期待会改变现有的研究资助状况。

在库玛校长执着而又富有激情的推动下,在今天的印度,从决策者到媒体,大家对高等教育探讨的热情大大提高,而且讨论的重点也逐渐集中到他推动的改革上,如治理结构的改革,评价体系的引入,研究资源投入的加大,教育特区设立可行性等。

在不可能中探索出可能,这就是奇迹。库玛校长说,他是马云和阿里巴巴的粉丝。一个杭州的普通英语老师,短短十几年间,成为了全球瞩目的亿万富翁和有影响力的慈善家。更重要的是,他的企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上百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库玛校长说,金德尔全球大学的愿景是搭建一个教育平台,助力印度和全球的年轻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摆在他前面,还有无数的挑战。但是,他依然期待,他建立的这个教育平台,能成就亿万梦想者。

来源:虎视探秘 www.hushinm.com,欢迎分享,(QQ/微信:104052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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